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位地委书记带领调查组下沉调研，写了一篇关于耕牛问题的调查报告。
就是这篇调查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不仅修改了标题，并亲加按语：“作者以很大的热情研究了这个问题，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是作者到了这个乡同农民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全国二百几十个地委书记，每人都下乡去研究一个至几个合作社，每人写出一两篇文章来。”这篇调查报告后来被收入毛泽东同志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这位地委书记叫赵修，他写的这篇调查报告题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毛泽东充分肯定赵修深入基层、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并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省、地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全国地委书记向他学习。
这篇调查报告因何而作？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土地改革激发了农民积极性，但也存在很多生产难题。在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我国还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耕牛是农业生产非常重要的生产力，农民耕种、收割运输全靠耕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民是靠耕牛吃饭的。因此，耕牛喂养好坏，使用是否适当，管理保护如何，直接关系到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更关系到合作社能否巩固。
1951年春，襄阳土地改革结束后，襄阳地委按照党中央“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号召走农业互助合作道路的指示，成立工作组，进驻襄阳县伙牌乡郜营村开展试点，帮助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下半年，襄阳地委抽调171名党政干部组成工作组，下村调研农业合作化推进情况，襄阳地委书记赵修也率领工作组前往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其间，地委办公室干部张诚撰写了老社带动新社发展的材料。赵修看后让《湖北日报》驻襄记者刘俊杰就此经验再做深入调查。刘俊杰在张诚原稿基础上作了较大修改，赵修加上编者按由《襄阳通讯》印发各地学习借鉴。编者按指出：“种地无牛客无本。牛是农业的生产力，耕牛喂养的好坏，应该是一个合作社办好办坏的标志之一。”
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建立，虽然为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集体喂养的耕牛问题仍然十分突出，1955年的春耕生产面临严重困难。
此时，毛泽东到湖北就发展农业生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时任襄阳地委书记的赵修参加了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会，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极大的鼓舞。
赵修回到蹲点的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带领襄阳地委一班人，下村蹲点、亲办试点，深入调查研究，把农业互助合作当成一件大事去做，并准备着手撰写一篇关于耕牛喂养和使用管理的调研材料。
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先后访问了有牛户、无牛户、入社户、未入社户等各个层面的数十名干部群众，全面了解实际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摸清了耕牛喂养发展缓慢的原因。
赵修运用群众的语言，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分门别类整理出了一套农业生产合作社喂养、使用、管理耕牛的制度和办法，形成了《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耕牛管理规定、使用喂养制度几点经验》的调查报告，后在《襄阳报》《湖北农村》等报刊上发表，引起了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遂以文件形式转发全省各地学习借鉴。
用“农民语言”解农民难题
时谚曰：“耕牛农家宝，定要照顾好。”耕牛是农业生产的“宝贝”，合作化虽然把农民组织了起来，但当时农村生产力落后，各地合作社养牛的积极性依然不高。
调查报告中提到：耕牛入社前，是农户个人养；而耕牛入社后，农民认为“入社牛”是大家的，牛即使死了也找不上自己的事。因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群众觉悟还不高，对合作社的认知有偏差，因此对入社耕牛这一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爱惜不够、管理不善，以致严重影响农业生产。解决这一问题，迫在眉睫。
这篇调查报告通篇用具体的实例、数字，生动朴实的“农民语言”，实事求是的严谨分析，在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耕牛喂养、使用、管理等问题上，进行了制度性、经验性研究。主要体现在“调整牛价、正确执行政策”“关于耕牛制度”“管理和奖惩制度”三个部分。报告及时全面正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于全国各地如何办好合作社具有相当大的借鉴作用。
毛泽东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因此就把这篇调查报告收进了由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将原标题改为《襄阳县伙牌乡襄郜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此书在当时被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百科全书”，很大程度上成为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快速前进发展的助推指南。
赵修关于喂养和使用耕牛的经验被推广后，不仅解决了合作社缺耕牛、群众入社有顾虑的问题，还有效推动了农业合作化进程。毛泽东充分肯定赵修深入基层、扎实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号召全国地委书记向他学习。
深入“泥土中”才能扎根群众里
68年前，赵修带着热情热心，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关注农民切身利益，不仅为解决襄阳地区农业合作化中的突出问题找到了好的解决办法，而且，对倡导干部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对克服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总结实践经验，加强农业合作化指导，提高干部工作能力等等，都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调查研究工作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调研，为新形势下扎实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明确要求。
68年后的今天，这篇调查报告为我们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生动示范，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1.调研就是要说大实话
赵修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磨子一年一定要锻修两次到三次”，“给牛拌草，在冬天要‘糊啦啦’（少放水），夏天要‘摸渣渣’（湿一点）”，耕牛的习性、作息，早中晚各喂多少……这些特别具体又很容易让人忽视的问题，赵修在调研中都摸得一清二楚，耕牛相关的每一个细节都用心了解掌握了。他结合农村实际，深入、精准地反映农村耕牛的客观问题，真正地做到了走到农村，走进农家，对话农民。全篇报告没有一句多余的空话，对每一个问题紧密罗列、详细钻研解决办法，实属调研报告的一股清流。
正如毛泽东点评，“所述农民的意见也确是农民自己的语言，似乎是作者到了这个乡同农民一道研究过这个问题的。”这种调研作风和文风对于当下调查研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调查研究中有一种不良倾向，就是违背求真务实的作风，调研不深入、走过场。比如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的“浅调研”，比如带着“框框”下基层，预设结论、按需求证的“假调研”，又比如走规定线路，看“盆景”典型的“被调研”。这些非但不解决问题，还带坏了作风。搞调查研究，就要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出深院、下高楼、接地气，身入又心至，不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虚招，按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事实，才能回归调查研究工作的本质，推进调查研究机制的健康发展。
2.和群众真情实意地沟通
古人云：“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纸上之浅”莫如“躬行之深”。力戒“作秀”调研，必须走“近”群众。要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就必须听民声、察民情、问民意，真“调”实“研”。
赵修的报告中说到“原主的有些牛是自己从小养大的，和牛有感情，也摸清了它的脾气，所以容易喂好。”“群众过去也有这个习惯。”这反映了赵修在实际调研过程中查摆问题时，有和群众真情实意深入沟通，就他们存在的问题交流、思考，没有作秀的花架子，更多地考虑了群众的情感和利益。
今天，我们的党员干部在调研时也应同样真情实意地同群众沟通，把老百姓的真实意见想法反映上来。
3.调研要扎扎实实解决问题
调查研究要奔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抓好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增强问题意识，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赵修的调查报告值得学习之处就在于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见招拆招、力求实效。对于“无牛户认为‘牛不是自己的，因此也懒得去喂’”等工作积极性问题，他制定了“定膘保膘”的奖惩制度；综合考虑到实际劳动强度和个人能力问题，他又精准施策，“挖青草，暂规定每8斤青草记一个工分，发动半劳力、小孩去挖”。有针对性地根据劳力强弱兼顾每位合作社成员都能劳有所得。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和破解难题的过程。基础是“调”，务求听到实话、查清实情，切实找准制约现实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问题症结。核心是“研”，既找准“病灶”也要找准“病根”，见症开方，寻得对症治疗之良药。关键在“用”，通过高质量的调研报告和务实有效的改革创新举措，做实调研“后半篇文章”，推动问题真正得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