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升降变化，抗战迅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国共两党领导人和社会各界名人身与其间，书有大量抗战题词，遍布各类报刊，合奏为凝聚抗战意志与激励士气民心的战斗号角。

1940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刊出毛泽东题词，“抗战、团结、进步，三者不可缺一”，堪称中共“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原则之简化。各级领导题词多以此为旨归，或作某一方面具体强调，或转换为形象表达。1940年2月14日，该报刊载王稼祥题词，“新中华报是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的有力武器”。1941年7月7日，《新华日报》刊载萧克题词，“团结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同年10月25日，《晋西大众报》刊载了甘泗淇题词：“抓紧新民主主义的武器，把鬼子赶出中国去。”这反映出中共各级领导在政策宣贯方面具有一致性，在原则执行方面具有连贯性。

抗战题词常为借助名人效应的特征，相关表述多为原则性、政策性的宣传标语或政治口号，诸如“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巩固团结”“共赴国难”等。不过，因题词者身份有别、邀请方各异，部分题词的言说对象和预设受众仍有一定指向性。面向商业界，《国货月刊》1934年刊出蒉延芳题词“救国救民，首要提倡国货”。1942年，《贵州企业公司三周年》刊载徐柏园题词，结尾处为“精益求精，誉满华夏。自给源泉，抗战基石”。针对妇女界，《甘肃妇女》收录郭寄峤题词：“兴亡大责，无分男女。分工合作，乃保国土。数载导扬，风声已树。誓励胆薪，益奠基础。力所能为，无功不举。共勉相期，巾帼气吐。检讨策励，公诸墨楮。”题词者根据邀请方、言说对象、自身见识等因素，在抗战主题与阅读物之间建立联系，进行符合情境的书法创作，以增强题词感染力。

除了共识性政治口号外，题词者亦从传统历史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源，使其与时代相呼应，赋予其新价值。余汉谋为《琼崖纵队特刊》题写“复九世仇”。借春秋时期襄公历经九世始复远祖仇之典，寓意抗战过程艰难，唯有抱定必胜信念，方能洗刷国耻，取得最后胜利。岳飞“还我河山”横幅，亦被钱大均、宋希濂等人多次书写题赠。1932年，钱玄同为徐用仪《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题词，书写了岳飞《满江红》词全文。虽然论者指出，所谓“还我河山”横幅，乃文字学家周承忠于岳飞手书《吊古战场文》碑拓中集字而成，增以岳飞落款与图章，复经童世亨、金兆梓于《中国形势一览图》《东方杂志》刊出，得以传播开来。《满江红》词亦存争议。但因两者立志报国、收复失地的主题与当时国家危难形势契合，遂于九一八事变后迅速流行，成为有志之士征引题赠的常见内容。

部分抗战将领的题词多含战斗精神和勇武气概。1933年，宋哲元为《宋哲元部二十九军长城血战记》题词，“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1937年11月，谢晋元为《八百英雄抗敌记》题词曰：“余一枪一弹，决与倭寇周旋到底。”前者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后者死守上海四行仓库，均曾置身抗战一线。其词抚今追昔，颇怀壮烈，令人动容。

当然，在时代洪流中礼赞抗战英雄，亦为抗战题词所常见。其中，关于赵老太太（赵洪文国）的题词富有代表性。1938年，陶行知、谢冰莹等编著《关于赵老太太》后，茅盾、何香凝等一批名人为之题词。茅盾不吝赞笔，称其“是新中国贤母的典型，亦是新中国新女性的良师，耽于享乐的后生对之应当愧死”！他以年近花甲的赵老太太坚持抗战为例，以反讽的方式唤醒迷途青年，激励抗战救亡之心。该书收录《大公报》《新华日报》《救亡日报》《全民周刊》和绿川英子等反战斗士关于赵老太太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与抗战进程呼应，同一题词也有不同内涵，同时会出现因应形势发展的抗战题词。1938年1月12日，《新华日报》刊出周恩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彼时“速胜论”“亡国论”仍有市场。持久抗战之说虽已出现，但因尚无法有效预判抗战时长，故而“坚持长期抗战”既是心理预期又是抗战战略；“争取最后胜利”，一则表明态度，二则激励士气。1945年1月1日，《华西晚报》元旦增刊刊出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题词：“革除官僚政治，实行民主集权，团结全国贤能，争取最后胜利”。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已然剧变，中国抗战业已走过艰难的战略相持而步入战略反攻，“争取最后胜利”实已曙光初现。作为民主党派领袖之一，张澜题词包含争取抗战胜利的途径，更蕴含战后中国发展问题之思。

抗战题词为全民族抗战的产物，是国共两党领导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公开表达意见的重要形式。从题写者的人生轨迹看，有的不避烽火，有的以身殉国，有的奔走呼号。绝大多数抗战题词因其公开发表、直面受众的特征，具有相当的正面引导性，确实发挥了营造全民族抗战氛围、激励全国民心士气、凝聚各方抗战意志、宣传御敌大政方针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