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质疑和责难时，是接受别人的观点还是坚持自身的立场，是妥协迎合还是用逻辑自证，是解释辩驳还是用事实说话，这是对共产党人政治品格的重要考验。坚持用事实回击责难、用实例澄清谬论、用数据拆穿谎言，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两湖农民运动发展如火如荼。仅从1926年夏到1927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就从四十万人激增到两百万人。急风暴雨的农民革命不仅触动了地主豪绅和旧恶势力的利益，甚至也动摇了农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根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一时间，农民运动被扣上了“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等污名，成了被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及反动文人攻击诬蔑的靶心。面对外界的杂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甚至也不愿依靠和接收日益壮大的农民阶级力量，不敢支持农民革命进一步发展。

为了澄清农民运动的真实状况，时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从湖南长沙启程前往老家湘潭，开启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调查研究。此时的毛泽东，领导过韶山农民运动，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考察长江一带农民运动后形成的文章《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刚发表于《向导》周报，并于半月前参加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他已经不是那个“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农家少年，已然在革命的熔炉中成长为农民运动的标杆人物。带着“1926年下半年全国兴起的农民运动应该被肯定还是否定”这个关键问题，毛泽东在三十二天的时间里步行七百多公里，考察了在农民运动中斗争较为激烈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每到一处，均“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据《毛泽东年谱》记载：2月5日，历时三十二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原计划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回到长沙后，在中共湖南区委又作了几次报告；2月12日，由长沙回到武昌。在回到武汉的短短四天里，2月16日，毛泽东心情急迫地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向中央报告，他希望中央能够迅速了解到农村的真实情况、纠正错误观点，推动农运发展。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这就是让事实说话的鲜明态度，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反击自信。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快写成，全文八章，共两万余字。从驳论的角度分析，全文逻辑结构严谨，清晰呈现出经由实地考察和总结并进行询问和了解后得出的合理结论。第一章“农民运动的严重性”，阐明了调研的目的和理由，并开宗明义强调如何对待农运是当前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第二章“组织起来”和第三章“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主要描述了调研中反映出的农民运动组织情况，以及农会的现状和地位变化。第四章“‘糟得很’和‘好得很’”，第五章“所谓‘过分’的问题”，第六章“所谓‘痞子运动’”，用事实驳斥了反动派的错误观点和各种抹黑。并指出：“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第七章在对富农、中农和贫农进行细致分析后，得出“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的重要结论。第八章“十四件大事”在第七章的基础上，把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开展的运动用铁一般的事实展现出来：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打倒都团；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县官老爷衙门差役的政权；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普及政治宣传；农民诸禁；清匪；废苛捐；文化运动；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和《湖南民报》等连载，后被《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转载。英文版的编者按说，这份报告是英文出版物中关于中国农村形势最清晰的报告。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单行本，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为该书作序，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考察工作。他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澎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这篇扎根中国农村、践行群众路线的经典调研之作，不仅使党内外甚至是国内外了解了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也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正是基于此，才有了几个月后转兵罗霄“上山”革命的道路抉择。

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所体现出的求真精神、务实态度、不屈品格、为民情怀，是留给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的重要“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事实是真理的依据，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要从经典文本中汲取智慧，实字为要，自觉养成用事实说话的实干精神。今天的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部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时采取了偏见、不客观的态度，甚至通过故意渲染夸大公共卫生事件和涉疆涉台等问题，达到抹黑和丑化的目的；同时，历史虚无主义也披着新的叙事样态“外套”再次泛起。对此，只有始终坚持用事实说话、让数据发声，通过翔实的调查研究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赢得人心、赢得认同，才能促使更多人客观而准确地了解实际情况；只有超越感性认识的数据分析，才能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准确挖掘问题根源；只有掌握翔实准确的第一手历史材料，才能以“铁一般”的事实驳斥历史虚无主义、捍卫英雄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