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鲜战场归来的魏巍，在其不朽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发出了直击人心的一问：“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于1951年4月，魏巍文中所表达的“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正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来的，也是对抗美援朝战争胜利意义的艺术化概括。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强调：“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今年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回望七十年前的这场伟大胜利，它对人民军队、对新生的中国、对亚洲乃至世界、对中国人的精气神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强军之战，促成中国军队实力的增强与强军形象的形成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军队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军队的首次全面较量，对中国军队走向世界强军之林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使中国军队的现代作战能力增强。武器装备与军兵种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关系军队的现代作战能力。入朝之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方面，与“联合国军”差距悬殊。但此后在战争的刺激下，中国军队换装了大批苏式装备，并组建或扩编了新的军兵种部队。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苏联先是向志愿军十二个军提供了步兵武器装备，后又提供了六十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使步兵迈出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步。在苏联援助空军装备的基础上，空军从朝鲜战争爆发时仅有两个师又三个团、不足两百架战机发展到1953年年底的二十八个师七十个团、飞机三千余架，形成了由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战斗力较强的空中力量。
炮兵也得到了换装与扩编。到朝鲜战争停战时，志愿军炮兵已发展到拥有各种火炮一万四千九百八十六门，大量装备了苏式炮弹，并新建有防坦克歼击炮兵师、火箭炮兵师，火炮装备体系得到更新。高射炮兵部队从入朝时仅有一个高射炮团参战，到战争期间先后有五个师又十余个团和六十余个独立营以及一个探照灯团、两个探照灯营、一个对空监视团、九个雷达连入朝参战，其战术技术水平及与其他军兵种的协同作战水平明显提高。装甲兵部队也由战争爆发时的三个旅发展到1955年4月时拥有数个坦克师、独立坦克团和部分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并装备了T-34中型坦克等苏式装备。这些都助推了中国军队现代作战能力的整体增强。
其次，使广大官兵得到与世界级强敌作战的锻炼。中国军队的整体实力不仅与武器装备和军兵种等“硬件”的建设息息相关，而且与广大官兵的现代作战观念、经验等“软件”密不可分，而这正是在与美军这种世界级强敌作战锻炼中取得的。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解放军有步兵七十六个师，以及空军十二个师、野战炮兵十个师、坦克九个团、工兵十五个团、高射炮兵五个师又十三个团和五十多个独立营、公安部队两个师、铁道兵十个师，以及高级指挥员和高级指挥机关，共二百九十多万人先后入朝轮换作战。解放军总参谋部和各大军区还组织了数批干部到朝鲜参观见学，抗美援朝战场已然成为全军官兵体验、感悟现代战争，学习与强敌作战经验的绝佳场所。
身临其境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就称：“与这种高度现代装备的敌人在朝鲜作战是有许多新的经验，故全国军队和干部来轮流实践学习，根据今后形势的发展和我军建设来说都是很必要的……各方面都有好处。”毛泽东更是形象地比喻：“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在这所大学校里，广大官兵的作战观念在逐步更新，作战经验在不断丰富，对现代军队和现代战争的领悟更加深刻，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战争战略战术。正如1953年12月7日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是一次很大的考验……这对我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锻炼。因此，重要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还在于把我们的部队和军事斗争的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使中国军队的强大形象在世界上得到认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得世界各国对中国军队开始刮目相看。1953年纽约《世界电讯报》刊文，称赞志愿军“已成一支强大的第一流军队”。美国军政高层，如美第8军军长范佛里特就表示，“中国士兵是一个顽强的敌人”“令我们束手无策”。美国空军当局将中国军队定位为“联合国军地面和空中部队很难对付的敌手”。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也反复称中国军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能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士兵做得更好”“成为可怕的力量”。
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例如，英国1974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高度评价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强大战斗力：“中国士兵的表现一如他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常见的那样，能够忍受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困苦，吃的东西很少，而仍能战斗得很好。”日本学者中岛雄岭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参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说：“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给人深刻印象的表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应予重视的军事强国。”而据“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回忆：“南朝鲜军队在中国军队打击下损失惨重，往往对中共士兵怀有非常畏惧的心理，几乎把这些人看成了天兵天将。”可以说，中国军队的强大形象通过抗美援朝战争，得以被世人认可。
总之，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得以提升现代化水平、经受现代战争的洗礼、塑造强大的形象，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强军之战”，如毛泽东曾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结说：“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立国之战，立起了新中国的生存发展根基与国际威望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的第一场也是最大一场反侵略战争，对新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立起了新中国的生存之本。安全是保障国家生存的根本之一，1950年10月初，美军越过三八线后，频繁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还接连袭扰山东青岛、烟台等地。志愿军出兵朝鲜赶走美军，直接维护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主权完整。而且，为了保证国内社会稳定，以便更好地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中共中央还加速了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步伐，这又反过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从国外、国内两个方向保证和巩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
此外，朝鲜与中国国土相连，美国占领了朝鲜，就将对新中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1950年11月5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说得很清楚：“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经过抗美援朝一战，新中国的生存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特别是以往列强肆意侵略中国的时代也被彻底终结了，这就是彭德怀所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拓展生存空间、终结受辱时代，完成了保障新中国生存的三重奏，这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深意。
二是立起了新中国的发展之基。虽然抗美援朝战争给国内建设带来过不利影响，但战争期间国内开展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等，极大地提高了全国各族人民工作生产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产能力。如1951年陈云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所说：“我们的人民经济事业却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得到了促使迅速进步的动力。”1952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也称抗美援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动力”“不是推迟了而是加速了我们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建设的准备工作的进行”。
当然，国内建设的加速也离不开因抗美援朝战争而与中国关系更加密切的苏联的援助。中国现代工业基本建设的核心就是苏联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开始援建的重点项目，即人们常提到的一百五十六项引进工程中的第一批五十个项目。总之，在国内积极生产和苏联援助下，中国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到1952年10月，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全部恢复到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得到了苏联的继续支持。1953年至1959年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了九十一个企业。更为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此后中国的建设发展赢得了和平环境，至今已有七十年，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可以说，抗美援朝战争带来的国家经济的全面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以及志愿军打出来的和平环境，奠定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础。
三是立起了新中国的大国威望。二十世纪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M.G.马森，在其著作《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中披露了近代欧洲人对中国的普遍印象：“许多欧洲人把中国看成是保守的、僵化的、落伍了的民族。”近代百余年间中国在世界上屡被轻视、无视，但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发生了变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军史专家沃尔特·G·赫姆斯，在其所著美国陆军官方史书《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中指出：“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可以说，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国威，后来曾任美国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也称：抗美援朝战争“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中心的地位。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确如其所说，中国的国际威望在战争爆发不久即得到体现。1950年年底，经济学家马寅初这样描述中国代表团在欧洲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的地位：“中国代表团无论在大会会场上或交际上，均受到各国人士的热烈的欢迎与特殊的待遇。这种光荣，皆由于我们在朝鲜的志愿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种威望也在战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得到体现，如1954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发挥主导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越南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未敢越过中国政府划定的北纬十七度线、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乃至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
总之，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不仅打出了新中国生存、发展的一片新天地，而且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一个崭新的东方大国在国际上立得更稳了。抗美援朝战争，可谓“立国之战”。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破局之战，打破了亚洲、世界、反帝的三重局面
从国际的角度看，抗美援朝战争对亚洲、对世界、对人类的反帝事业，均具有深远影响。
第一，打破了东亚逐渐被美国掌控的困局。1950年10月25日中国出兵朝鲜之前，东亚的局势是：在朝鲜，1950年7月1日美第一批地面部队降落在釜山；9月15日美第10军和南朝鲜军等登陆仁川；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从10月7日开始，美地面部队大举越过三八线，企图全面控制朝鲜。在中国，6月底美海空军部队入侵台湾海峡，8月27日美军开始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在日本，美国正在加紧对日媾和，准备将日本作为侵略远东的基地。可以说，东亚面临着被美国不断输入军事力量、原有的力量均势发生改变、逐渐被美国控制的困局，这就是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文中所说的，“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而中国的抗美援朝，改变了东亚的力量结构，打破了这种困局。周恩来针对中国出兵朝鲜问题说得很明白：“只有管，才能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只有拿出力量来管，才能起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所起的这种作用，后来也被美国切实感受到了。1953年11月6日，朝鲜停战三个多月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了新的关于远东政策的声明：“一个强大的、纪律严明的、革命的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完全改变了远东的力量结构……北平政权的使命感——无论是民族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必然会迫使中共最终重新夺回现在被美国和西方占领或保护、历史上属于中国的领土；最终把西方和西方盟友的力量从大陆邻近地区赶走；并且在远东的其他地区以中共的影响取代西方的影响。”
第二，打破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力量格局。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采取以欧洲为重点，在东西两个方向夹击的战略，企图遏制压垮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则在欧洲和亚洲两个方向与其抗衡，两大阵营的对立力量处于胶着状态，但资本主义阵营力量相对占优，这是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力量的基本格局。
但抗美援朝一战，打破了两大阵营的力量格局。首先，“联合国军”被志愿军毙伤俘七十一万余人，被缴获的各种炮有四千零三十七门，另损失飞机四千二百六十八架、汽车七千九百四十九辆、坦克一千四百九十二辆、装甲车九十二辆。美国消耗作战物资七千三百余万吨、战争经费四百亿美元。虽然中朝也损失不小，但从全球视野看，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被直接削弱了。对此，斯大林曾在1952年8月与周恩来会谈时说：“在朝鲜战争之后，他们（美国）已经失去了从事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如果他们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会怎么样呢？到那个时候，也许每个（美国）人都会哭泣吧。”
其次，迫使当时美国将其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近二分之一的海军投入到朝鲜战场，相应地其在欧洲的军事力量有所减少，已难以再在欧洲对以苏联为主的军事力量形成多大优势。这种全球东西方向力量布局的改变，使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在东西两个方面都处于均势状态，均势则促成平衡，避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最后，从后来历史发展趋势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既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朝鲜与中国国家安全，也为此后越南、老挝、缅甸等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得到加强，世界两大阵营原有的力量格局就这样被打破了。
第三，打破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现局。从十五世纪末开始，西方大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在世界格局中占据霸权地位，即使到抗美援朝战争之前，当时的局面仍然是大多数亚非拉国家被笼罩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之中。抗美援朝战争则给了这种局面雷霆一击，真正动摇了西方的霸权地位。
可以说，只有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中国，战胜西方最强大的美国，真正巩固了自己已经获得的独立和解放之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才算是正式步入了全面崩溃的历史阶段。受到抗美援朝战争的鼓舞以及中国的支援，1953年7月，埃及人民获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自此非洲进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涨期；1954年9月奠边府大捷后，印支三国冲破了法国的殖民统治；1955年4月，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新兴政治力量有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在1945年至1975年的三十年间，民族解放运动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这两大力量之间发生了四十多场战争，抗美援朝既是其中最大规模的战争，也是对打破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作用最明显的战争。
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在破局的同时，引发了美国加紧对日媾和、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高潮、冷战格局在远东形成等连锁反应，但就当时的历史阶段而言，这是不可避免的，抗美援朝战争在打破东亚、世界、反帝三层固有局面上的意义，仍然是主要的。
抗美援朝是一场鼓气之战，鼓足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志气与底气
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人的精气神也有重大意义。
首先，鼓足了中国人民敢与强敌斗争的勇气。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前，据李维汉回忆：当时国内不少人暴露了恐美的思想，“把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过高，认为它不是纸老虎，怕打仗，怕‘引火烧身’，担心美帝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来，尤其怕原子弹”。连部队中的一些官兵也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有去无回”。但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进行和不可一世的美军接连被打败，这种恐美思想逐渐被扫除。
1951年8月10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干部工作会议上说：“人民中间恐美崇美思想过去很严重，经过朝鲜战争，这些思想被扫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敢与强敌斗争的勇气。1953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的社论就表达了这种被鼓足的勇气：“朝鲜战争的经验更证明……只有坚强的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得到足够的教训。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是完全可以打败而且必须打败的。”
这种被鼓足的敢与强敌作战的勇气，在此后新中国的历次军事斗争中成为常态。例如，据《人民日报》报道，1965年面对美军入侵越南，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贫农潘记钦，佩戴着抗美援朝纪念章参加了反美斗争游行，并说：“美帝是中朝人民的手下败将，美帝胆敢扩大越南战火，我将重新拿起枪杆，和越南人民一道并肩作战！”
其次，鼓足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的志气。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都有追求国家富强的志气，但因为外有强敌、内有忧患，这股志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开始“鼓起来”，而真正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可以说“鼓足”了。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加强了中苏关系，而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形成，正是在战争期间苏联的支援下完成的，这让中国人民看到了建设富强国家的可能，有了追求国家富强的具体志向。在战争获胜的第二年，周恩来就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强调：“我们一定可以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展示了中国人民在战后饱满的图强志气。
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向世人宣告了中国人已不惧任何强敌，有能力保卫国家建设，人民群众建设富强国家的志气也因此油然而生，实际上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人“加强了同仇敌忾、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决心”。此后，中国人民这种被鼓足的志气一直充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1990年10月25日，民政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京联合召开纪念志愿军赴朝参战四十周年座谈会时，重申“要继承和发扬抗美援朝时期的光荣传统”“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美好”。
最后，鼓足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底气。1950年9月30日，对即将开始的抗美援朝战争，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为维护和平而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不仅阻止了美国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保卫了世界的和平，而且让中国人看到了自身有能力、也可以底气十足地维护世界和平。例如，1958年7月，美、英两国出兵侵略黎巴嫩、约旦，威胁世界和平，《人民日报》即发表社论《记住朝鲜战争！》，借抗美援朝的历史，表达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意志，同时明确强调：“中国政府已经庄严地提出警告，如果美英侵略者不停止他们的侵略活动，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新华社同时报道：针对英美的侵略行径，曾在朝鲜战场上击落美机五架的空军战斗英雄韩德采，也表示随时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贡献自己的力量。
像这类受抗美援朝战争鼓舞，发出抵御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声音不胜枚举，展示了后抗美援朝战争时代中国人维护世界和平的充足底气，并一直延续至今。2000年10月2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五十周年大会上就曾底气十足地强调：我们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就是要更好地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进步的坚定力量。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对中国人的一次跨世纪的加油鼓气，在面对强敌、追求国家富强、维护世界和平上，中国人的精气神已经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此，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是这样形容的：“（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筋疲力尽，但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已历经了七十个春秋，给不同时代的人们带来了不同启示。在中国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在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在中美两国又一次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的今天，我们应该铭记这场得来不易的胜利，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我们都要汇聚万众一心、勠力同心的民族力量，我们都要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我们都要激发守正创新、奋勇向前的民族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