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献作为极具价值的红色资源，近年来日益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学科纷纷加入，研究成果颇具规模，但仍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与不足。比如，对何为红色文献，相关说法很多，有的说法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此背景下，如何准确界定红色文献的内涵和进一步激发红色文献蕴含的学理动能，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共党史党建学要凭借自身学科优势，积极回应这一时代需求，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需要进一步深化红色文献研究。

一、深刻理解红色文献的红色属性

目前，学界对于如何界定红色文献说法不一，大致可归为三类，即时间标准说、研究价值标准说、研究内容标准说。

时间标准说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红色文献指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所出版、发行、制作的各种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各级党组织文件及根据地出版的各种书籍和报刊等；另一观点则将时间范围扩大到1921年7月至今。第一种时间断限显然不成立，第二种也欠严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见证和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的重要文献，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形成的文献，理所应当归入红色文献的范畴。如果过于强调“1921年7月”这个“历史起点”，就会将这些文献排除在外。

研究价值标准说提出，以“研究价值”作为界定红色文献的标准。但疑问在于，同样的文献，在某一时期看似毫无研究价值，在另一时期不同的时代需求、学术思潮下则极具研究价值。文献的研究价值，有时更多需要研究者凭借“慧眼”探索方可生发。此说好像还不够严谨。

研究内容标准说提出，凡是在内容上能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与革命精神的文献资料，都应划定为红色文献。该说试图从内涵角度对红色文献进行界定，较好地凸显了红色文献的特质。

简而言之，红色文献需要基于“红色”的基本属性来界定。“红色文献”之所以区别于“党史文献”等概念而单独提出，凭借的正是“红色”属性。红色文献也势必以意识形态特性为基本界定标准，它的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想，必然要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的指导思想与理论体系相统一，必然要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任务相统一。

二、红色文献是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史料基石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献工作，党的文献工作贯穿于党的历史进程，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近年来，红色文献资料的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形成了中央有关机构、地方各级单位、学者共同发力的喜人局面。

多年以来，全国党史和文献部门、档案部门编辑出版了大量红色文献，形成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著作集，党的重要文献集，老一辈革命家传记、年谱、手迹、画册，宣传老一辈革命家思想生平业绩风范和党的理论创新、光辉历史的影视作品、大型展览、网站等各种载体的党的文献编辑研究成果体系。除了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为代表的党史和文献部门外，由地方档案部门和高校学者主导编纂的大量地域性红色文献汇编，以及著作、报刊等类型的专门文献汇编也得以出版。单就报刊来说，中国共产党报刊资料非常丰富，也是红色文献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先后出现过9种报名各不相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此外，还有各大区中央机关报。毛泽东曾指出，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在数据库建设上，全国多家图书馆以及多个检索平台都设置了红色文献专题数据库。如影响较大的“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覆盖5万余册经典著作。

红色文献的整理出版与数据库建设，是对红色文献展开深度研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基础，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提供了基本教材；为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汇聚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提供了重要教材；更重要的是，为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势必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建立在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红色文献是中共党史党建文献中最核心的组成部分，在史料运用中具有统领地位，是其史料基石。而且红色文献的“红色”属性天然契合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性”特色。因此，以红色文献研究为基础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其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红色文献的丰厚价值需要专业性的学理化阐释

红色文献价值丰厚，很多文献可直接体现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等。如《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作为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其文献学意义不仅在于党史学习教育的规范化，更在于其将党史文献从学术资源转化为政治教育和社会治理的工具，体现了党史学习教育对当代中国资政育人的独特价值。其价值释放则需要依托哲学社会科学界展开深入的学理化阐释。

红色文献作为最能呈现红色文化精髓的中共党史党建文献，最能够使中共党史党建学人在把握研究对象独特性的基础上，寻找学术议题，提炼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关键学术概念和话语体系。如历届中共领导人的报告、讲话、批示、文章中的经典性论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政治核心议题的总体认知，成为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核心范畴。因此，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良性运行，亟需以政治和学术双重责任深化红色文献研究。红色文献包含的文献类型众多且复杂，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背景下，应当凭借“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基本态度，立体地揭示红色文献的丰富面相，从“外源研究”与“内源研究”两个理路来深化红色文献研究。所谓“外源研究”，指的是研究政治背景、社会风气、思想理念、书写范式等外部环境如何影响红色文献的形成。所谓“内源研究”，是指深入红色文献内部，把文献记载当作动态变化的过程，考察整体性的文本怎样生成赓衍，具备怎样的思想体系和叙事体系，将红色文献看作有机的生命体，激发出其多元的价值。

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责任和使命，要求中共党史党建学从一级学科的高度，深化红色文献研究，创辟出富有自主知识体系特质的学科建设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