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摆脱困境走向革命胜利的重要时期，其间开展的富有成效的干群教育，极大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投身革命的积极性自觉性，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撑。长期以来，研究延安时期党所领导的干群教育，主要集中在党史、党纪教育等具体教育内容的实践经验和历史成就总结上，而从干部教育宣传媒介和传播途径角度出发的研究相对较少，以至其对当代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的独特价值没有受到应有重视。不久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延安大学刘瑞儒教授撰写的学术专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影音艺术开展干群教育研究》，以丰富多元的研究对象、独特创新的研究视角、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翔实明晰的研究内容、与时俱进的研究结论，多维度丰富了延安时期中共党史、干群教育史、电化教育史研究，为当前和今后开展干群教育培训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以干群教育为主题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经过长征后胜利到达延安。由于长征途中大量干部牺牲，不仅干部数量少，而且他们多数出身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为了弥补干部不足，组织部门想方设法通过吸收知识青年等途径补充党的干部队伍。这些新加入的干部虽有参加革命的热情，但思想上行动上没有得到充分的教育改造，组织纪律意识和革命意志不够坚强，存在着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实际工作经验不足等缺陷。同时，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党的工作任务逐步加重扩大，干部队伍存在的矛盾问题更加突出。毛泽东对长征后保存下来的仅约两万名干部极为担忧，指出没有大量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要求尽快有计划培养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的大批新干部。另外，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落后，民众文化水平极低。据统计，当时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多万群众，文盲的比例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县村甚至两百个人中只能找到一个识字的。多数人民群众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几无所闻。因此，如何有计划地大量培养干部和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成为当时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影音艺术开展干群教育研究》一书以干群教育为主题，深入挖掘党在延安时期借助多种影音艺术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干群教育实践，可以说是抓住了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样的研究是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

以影音艺术为主线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影音艺术开展干群教育研究》一书所指的影音艺术包括两类：一类是以电影、广播、摄影为代表的电教媒体，具有图文声像并茂、传播范围广、形象具体等优势；另一类是在陕甘宁边区推广流行的各类民间艺术形式，包括音乐、陕北说书、民谣、木刻版画、新秧歌剧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影音艺术开展干群教育研究》一书以上述影音艺术形式为主线搭建框架，采取“总—分”结构，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前言和第一至二章，即总论。前言用简练的文字将读者引入研究领域。第一章作为绪论概述了整部专著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概览。第二章深入探讨了延安时期电化教育事业的起源背景、发展历程、重大事件，以及与党的早期政策宣传、三大报刊的关联等方面。第二个板块为分论，从第三章至第十章，记录了不同电教媒体和民间文艺形式在延安时期的兴起、主要宣教活动、形成的宣教模式、取得的宣传效果以及积累的历史经验。其中，第三章至第五章依次介绍了党利用电影、广播、摄影等媒体开展的干群教育；而第六章至第十章则分别描述了党利用红色民谣、新秧歌剧、木刻版画、陕北说书、音乐艺术开展的干群教育，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干群宣教实践图景。

以融合研究为方法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影音艺术开展干群教育研究》一书融合了历史文献分析法、实地研究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确保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与精度，体现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历史文献分析法通过深入挖掘和分析大量历史文献档案，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史实基础。作者还运用了实地考察和访谈等方法，有针对性地采访了相关党史研究专家、电教专家、文艺工作者等，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确保每个研究结论都有史实作为支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此外，《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影音艺术开展干群教育研究》一书还通过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关键事件和重要人物进行深入挖掘和剖析，使读者能够更加直观地理解延安时期干群教育的实际情况。对这些方法的融合运用，不仅提升了研究的可信度，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

此外，作者致力于将历史上的宝贵经验与现代干群教育培训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建议和方案。例如，作者探讨了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如何对传统电教媒体、民间文艺形式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发挥最新教育技术媒介、当代新文艺形式的优势，创新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从而提高教育培训的成效。

当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影音艺术开展干群教育研究》一书尚存有待改进之处。在章节排序上，第十章“延安时期党利用音乐艺术开展的干部教育”可放在第六章，这样前四种艺术形式分别是电影、广播、摄影、音乐，后四种分别是红色民谣、新秧歌剧、木刻版画、陕北说书，这样编排脉络更加清晰。从第三章到第十章，每章都有关于“历史经验”的一节内容，虽然作者力图从多层面、多角度加以区分阐述，但是总的看还是难以写出充分体现每一种艺术形式特点的历史经验，存在不少重复，比如多次出现“寓教于乐”等。另外，对于延安时期党的电教事业发展特点的概括似不够准确，国际交流合作内容比较单薄，用诸如“开拓创新、砥砺前行”等现代的语言来表述延安时期的电化教育事业似也欠妥。当然这些问题瑕不掩瑜，其对延安时期干群教育开辟的新的研究视角仍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